这两天打开手机，铺天盖地全是关于伊朗的消息，各种来自第一现场的图片、视频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。
就连我儿子在家和同学电话手表聊天，两个小家伙还在讨论这两个国家还要打多久……
战争仍在继续，愈演愈烈，谁也不知道伊朗将会走向何方。但或许我们可以顺着历史的脉络，看看伊朗是如何经历数次辉煌与衰落，走到今天的。
在1935年之前，伊朗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——波斯，这个国家拥有超过五千年的文明史，然而到了近现代，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下，伊朗一次次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。
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，名叫《我在伊朗长大》，是伊朗裔法国漫画家玛姬·莎塔碧的作品，改编自玛姬的同名自传体漫画，虽然是黑白色调，但画面生动跳脱，一点都不枯燥，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看看。
影片从玛姬的视角，展现了一个女孩从9岁到24岁的成长过程，她经历了战火纷飞、亲人离世、异乡漂泊，个体生命裹挟在时代洪流中，同时作为女性，她所遭受的冲击与桎梏更加复杂。
虽然国情不同、生活轨迹不同，但同为女性的我们，依然会和玛姬的悲剧命运，以及她追寻自由的强烈渴望深深共情。
故事始于1978年的伊朗首都，那时玛姬9岁，她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过着西式的上流社会生活，家庭氛围开明和谐。
和所有生活安稳的小女孩一样，玛姬天真烂漫、无忧无虑，对世界充满好奇心。她穿着阿迪达斯的鞋，崇拜，喜欢吃沾番茄酱的薯条，在大人们的派对上跑来跑去。
玛姬的梦想，是成为最后一个女先知，她还对外婆阐述了自己的理念：一、人人都做好孩子；二、人人讲礼貌；三、人人学雷锋；四、穷人每天都有炸鸡吃；五、老婆婆们永远不再受罪。
每一条看上去都很简单，可很多年后玛姬才知道，实现这些简单的愿望，比她想象中难太多了。
很快，玛姬的平静生活被打破，并且再也没有恢复如初。要理解这一转变，得从1925年礼萨·汗建立巴列维王朝开始说起。
巴列维王朝和美国关系密切，美国觊觎伊朗的石油资源和战略地位，同意帮助伊朗对抗英国和苏联势力。此后的50余年，伊朗依靠石油和美元，飞速发展为一个现代化国家，被称为“中东小巴黎”的德黑兰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，就是今天看来也十分繁华。
女性的权利空前提高，穿衣风格百花齐放，还能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、参加工作。伊朗出现了第一位女律师、女法官、女内阁大臣。到1979年的时候，女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一。
但也不能说，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就是人间天堂，因为社会财富几乎全掌握在王室成员和达官贵人手中，贫富差距巨大，通货膨胀加剧，农民失去了土地，涌入城市后又没有工作，只能挤在贫民窟里。
极致的光鲜和极致的贫困共存，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。
为了稳固统治地位，巴列维采取高压政策，设立秘密警察机构，镇压一切反对声音，大量不同派别的人被监禁或驱逐。
1979年，积压的矛盾彻底爆发。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回到伊朗，推翻了巴列维王朝，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。
此时的伊朗人民欢天喜地、奔走相告，他们相信，未来一定比过去更好。玛姬一家也沉浸在喜悦中，之前因为反对国王被监禁9年的叔叔艾诺回家了，他给玛姬讲了自己的故事，玛姬很崇拜他。
可现实却和人们想象中大相径庭，那场变革之后，局势急转直下。玛姬的叔叔因为曾经的政治立场，再次被捕，最终没能活着走出来。
在亲人离世的泪水中，玛姬的童年被迫结束了。
对玛姬和她的女性长辈们来说，女性地位的倒退也令她们惊诧愤怒。新法律强制女性佩戴面纱，禁止她们涂口红腮红，甚至连在街上奔跑都不允许。
玛姬跟着妈妈外出买东西时，目睹了妈妈备受屈辱的一幕。
当她们买好东西准备开车离开时，一个陌生男人走上前来，傲慢地对玛姬妈妈说：把你的头巾包好。妈妈让他放尊重点，却被对方用脏话狠狠斥骂。
回去的车上，妈妈泪流满面，才12岁的玛姬还不能完全理解那些眼泪的含义，但她能感知到那种无力反抗的悲伤。
玛姬毕竟是个孩子，不懂得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。一次，老师在课堂上说，伊斯兰共和国没有逮捕任何不同政见者。玛姬当场戳破这个谎言，说自己的叔叔就是被新政府下令处死的，而且现在监狱里就关押着几十万名囚犯。
老师气坏了，打电话到玛姬家里告状。父母意识到，心直口快的玛姬迟早会惹祸上身，再加上当时伊朗正在和伊拉克打仗，到处都不安全，于是决定将玛姬送到奥地利。
此时玛姬14岁，正是最依赖父母的年纪，却不得不背井离乡，到陌生的国度独自生活。
在奥地利维也纳，玛姬不用再戴头巾，不用在战火中担惊受怕，可以在街上奔跑，可以在超市里买到琳琅满目的食物，可她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，转而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。
玛姬发现，只要她说自己来自伊朗，周围人的目光就立刻变得古怪起来。因为在这些欧洲人眼中，伊朗是“邪恶轴心”和宗教狂热的代名词。她饱受歧视，辗转于一个又一个住所，漂泊无依。
为了排解孤单，她结交了一些嬉皮士朋友，可所谓的“朋友”对她只有猎奇，听说她经历过革命和战争、见过尸体，觉得很酷。
玛姬尝试说服自己已经找到了归宿，可她的孤单却不减反增。尤其到了圣诞节时，朋友们抱怨又要回家面对“无聊的家人”，玛姬却和家人天各一方，想见面而不得。
家人在战火中受苦受难，只有她一个人独享安稳。躲在狭小的公寓里，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，噬咬着玛姬的心。
无论如何，日子还是一年又一年地过下去，玛姬成年了，发育成了一个大姑娘。
出于虚荣，再次被问到国籍时，玛姬撒谎了，犹犹豫豫地说自己是法国人。
但话一出口，玛姬立刻便后悔了，感到自己似乎背叛了祖国。
身份认同的混乱，贯穿于玛姬在维也纳生活的四年中，她始终无法融入这里。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感情后，她决定回到伊朗。
然而，回归故土、亲人团聚的快乐同样是短暂的。玛姬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“双重边缘人”——
在西方，她因为自己的伊朗血统被孤立；在伊朗，她又因追求西方文化而显得叛逆。
她重新戴上头巾，素面朝天，时刻提防着街上的宗教警察。她进入大学学习美术，可荒谬感无处不在：波提切利的油画“维纳斯”被打上了马赛克、人体素描课上的模特被包裹得像个保龄球。
年轻人释放天性的出口，是参加地下派对。可在一次派对中，玛姬的朋友为了躲避追捕，不慎从屋顶坠落身亡。
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玛姬，她知道，自己追求自由的本性不会改变，那么，朋友的境遇，很可能也会发生在她身上。
24岁时，在家人的支持下，玛姬慎重地做出决定——再一次、永远地离开伊朗。
影片中的一个重要意象，是茉莉花。玛姬对茉莉花的深刻记忆，来自于她的外婆。
无论处于多么艰难的岁月，外婆都会在内衣里放几朵茉莉花，这样，生活中就会充满茉莉的馨香。
外婆是个有大智慧的人，在玛姬颠沛流离的青少年时期，外婆是她的引路人，一次次地指引她回到正确的轨道上。
初次离乡去奥地利时，外婆抱着玛姬，给了她一个终身适用的忠告：
你一生中会遇到很多小人，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是很愚蠢的。再没有比怨恨和报复更糟的了，永远保持自尊，忠于自我。
玛姬成年回到伊朗后，有一次在和男友约会时，由于涂了口红，被宗教警察盘问，情急之下，她随手污蔑路边一个男人“调戏”她，随后男人被带走，她安然无事。
回家后，玛姬笑嘻嘻地把这件事讲给外婆听。外婆第一次对她大发脾气，用最严厉的措辞，指责她不该为了脱离险境而拖无辜的人下水。
直到电影最后，玛姬面临婚姻难题，也是外婆为她指点迷津。
21岁时，她和一个男人结了婚，但婚后很快发现，男人并不适合她，婚姻令她感到痛苦。她万分纠结，不知道该不该离婚。
外婆见她哭得伤心，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得知缘由后，外婆恨铁不成钢：你竟然为了区区一个离婚留这么些眼泪！
接着告诉她，离婚不是什么大事，早在55年前还不流行离婚的时候，她就已经离过了，只是因为知道自己一个人过会比和前夫在一起更幸福，就这么简单。
在外婆的鼓励下，玛姬才勇敢地走出了不幸福的婚姻，远赴法国后，成为了知名漫画家、导演，活出了自由和精彩。
与同时期甚至现在的伊朗女孩相比，玛姬是不幸的，但也是幸运的。
她躲开了战乱，没有被禁锢于婚姻中，并且有机会发展自我、显露个性。她的漫画和电影，不仅寄托着她的乡愁，也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真实、立体的伊朗。
伊朗的现状，再次印证了那句话：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，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。和伊朗一样同为文明古国，有着相似“来时路”的我们，走出如今这样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，实属不易。
从前听到有人许愿“世界和平”，我们会一笑置之，现在才越来越知道，世界和平，真的是个实际而奢侈的愿望。
希望战火早日平息，希望善良的人们不再受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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