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这两天打开手机,铺天盖地全是关于伊朗的消息,各种来自第一现场的图片、视频,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。
就连我儿子在家和同学电话手表聊天,两个小家伙还在讨论这两个国家还要打多久……
战争仍在继续,愈演愈烈,谁也不知道伊朗将会走向何方。但或许我们可以顺着历史的脉络,看看伊朗是如何经历数次辉煌与衰落,走到今天的。
在1935年之前,伊朗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——波斯,这个国家拥有超过五千年的文明史,然而到了近现代,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下,伊朗一次次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。
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,名叫《我在伊朗长大》,是伊朗裔法国漫画家玛姬·莎塔碧的作品,改编自玛姬的同名自传体漫画,虽然是黑白色调,但画面生动跳脱,一点都不枯燥,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看看。

影片从玛姬的视角,展现了一个女孩从9岁到24岁的成长过程,她经历了战火纷飞、亲人离世、异乡漂泊,个体生命裹挟在时代洪流中,同时作为女性,她所遭受的冲击与桎梏更加复杂。
虽然国情不同、生活轨迹不同,但同为女性的我们,依然会和玛姬的悲剧命运,以及她追寻自由的强烈渴望深深共情。
故事始于1978年的伊朗首都,那时玛姬9岁,她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,过着西式的上流社会生活,家庭氛围开明和谐。
和所有生活安稳的小女孩一样,玛姬天真烂漫、无忧无虑,对世界充满好奇心。她穿着阿迪达斯的鞋,崇拜,喜欢吃沾番茄酱的薯条,在大人们的派对上跑来跑去。

玛姬的梦想,是成为最后一个女先知,她还对外婆阐述了自己的理念:一、人人都做好孩子;二、人人讲礼貌;三、人人学雷锋;四、穷人每天都有炸鸡吃;五、老婆婆们永远不再受罪。
每一条看上去都很简单,可很多年后玛姬才知道,实现这些简单的愿望,比她想象中难太多了。
很快,玛姬的平静生活被打破,并且再也没有恢复如初。要理解这一转变,得从1925年礼萨·汗建立巴列维王朝开始说起。
巴列维王朝和美国关系密切,美国觊觎伊朗的石油资源和战略地位,同意帮助伊朗对抗英国和苏联势力。此后的50余年,伊朗依靠石油和美元,飞速发展为一个现代化国家,被称为“中东小巴黎”的德黑兰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,就是今天看来也十分繁华。

女性的权利空前提高,穿衣风格百花齐放,还能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、参加工作。伊朗出现了第一位女律师、女法官、女内阁大臣。到1979年的时候,女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一。

但也不能说,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就是人间天堂,因为社会财富几乎全掌握在王室成员和达官贵人手中,贫富差距巨大,通货膨胀加剧,农民失去了土地,涌入城市后又没有工作,只能挤在贫民窟里。
极致的光鲜和极致的贫困共存,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。
为了稳固统治地位,巴列维采取高压政策,设立秘密警察机构,镇压一切反对声音,大量不同派别的人被监禁或驱逐。
1979年,积压的矛盾彻底爆发。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回到伊朗,推翻了巴列维王朝,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。
此时的伊朗人民欢天喜地、奔走相告,他们相信,未来一定比过去更好。玛姬一家也沉浸在喜悦中,之前因为反对国王被监禁9年的叔叔艾诺回家了,他给玛姬讲了自己的故事,玛姬很崇拜他。

可现实却和人们想象中大相径庭,那场变革之后,局势急转直下。玛姬的叔叔因为曾经的政治立场,再次被捕,最终没能活着走出来。
在亲人离世的泪水中,玛姬的童年被迫结束了。
对玛姬和她的女性长辈们来说,女性地位的倒退也令她们惊诧愤怒。新法律强制女性佩戴面纱,禁止她们涂口红腮红,甚至连在街上奔跑都不允许。

玛姬跟着妈妈外出买东西时,目睹了妈妈备受屈辱的一幕。
当她们买好东西准备开车离开时,一个陌生男人走上前来,傲慢地对玛姬妈妈说:把你的头巾包好。妈妈让他放尊重点,却被对方用脏话狠狠斥骂。

回去的车上,妈妈泪流满面,才12岁的玛姬还不能完全理解那些眼泪的含义,但她能感知到那种无力反抗的悲伤。
玛姬毕竟是个孩子,不懂得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。一次,老师在课堂上说,伊斯兰共和国没有逮捕任何不同政见者。玛姬当场戳破这个谎言,说自己的叔叔就是被新政府下令处死的,而且现在监狱里就关押着几十万名囚犯。

老师气坏了,打电话到玛姬家里告状。父母意识到,心直口快的玛姬迟早会惹祸上身,再加上当时伊朗正在和伊拉克打仗,到处都不安全,于是决定将玛姬送到奥地利。
此时玛姬14岁,正是最依赖父母的年纪,却不得不背井离乡,到陌生的国度独自生活。
在奥地利维也纳,玛姬不用再戴头巾,不用在战火中担惊受怕,可以在街上奔跑,可以在超市里买到琳琅满目的食物,可她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,转而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。
玛姬发现,只要她说自己来自伊朗,周围人的目光就立刻变得古怪起来。因为在这些欧洲人眼中,伊朗是“邪恶轴心”和宗教狂热的代名词。她饱受歧视,辗转于一个又一个住所,漂泊无依。
为了排解孤单,她结交了一些嬉皮士朋友,可所谓的“朋友”对她只有猎奇,听说她经历过革命和战争、见过尸体,觉得很酷。

玛姬尝试说服自己已经找到了归宿,可她的孤单却不减反增。尤其到了圣诞节时,朋友们抱怨又要回家面对“无聊的家人”,玛姬却和家人天各一方,想见面而不得。
家人在战火中受苦受难,只有她一个人独享安稳。躲在狭小的公寓里,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,噬咬着玛姬的心。

无论如何,日子还是一年又一年地过下去,玛姬成年了,发育成了一个大姑娘。
出于虚荣,再次被问到国籍时,玛姬撒谎了,犹犹豫豫地说自己是法国人。

但话一出口,玛姬立刻便后悔了,感到自己似乎背叛了祖国。
身份认同的混乱,贯穿于玛姬在维也纳生活的四年中,她始终无法融入这里。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感情后,她决定回到伊朗。
然而,回归故土、亲人团聚的快乐同样是短暂的。玛姬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“双重边缘人”——
在西方,她因为自己的伊朗血统被孤立;在伊朗,她又因追求西方文化而显得叛逆。
她重新戴上头巾,素面朝天,时刻提防着街上的宗教警察。她进入大学学习美术,可荒谬感无处不在:波提切利的油画“维纳斯”被打上了马赛克、人体素描课上的模特被包裹得像个保龄球。

年轻人释放天性的出口,是参加地下派对。可在一次派对中,玛姬的朋友为了躲避追捕,不慎从屋顶坠落身亡。
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玛姬,她知道,自己追求自由的本性不会改变,那么,朋友的境遇,很可能也会发生在她身上。
24岁时,在家人的支持下,玛姬慎重地做出决定——再一次、永远地离开伊朗。

影片中的一个重要意象,是茉莉花。玛姬对茉莉花的深刻记忆,来自于她的外婆。
无论处于多么艰难的岁月,外婆都会在内衣里放几朵茉莉花,这样,生活中就会充满茉莉的馨香。

外婆是个有大智慧的人,在玛姬颠沛流离的青少年时期,外婆是她的引路人,一次次地指引她回到正确的轨道上。
初次离乡去奥地利时,外婆抱着玛姬,给了她一个终身适用的忠告:
你一生中会遇到很多小人,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是很愚蠢的。再没有比怨恨和报复更糟的了,永远保持自尊,忠于自我。

玛姬成年回到伊朗后,有一次在和男友约会时,由于涂了口红,被宗教警察盘问,情急之下,她随手污蔑路边一个男人“调戏”她,随后男人被带走,她安然无事。
回家后,玛姬笑嘻嘻地把这件事讲给外婆听。外婆第一次对她大发脾气,用最严厉的措辞,指责她不该为了脱离险境而拖无辜的人下水。

直到电影最后,玛姬面临婚姻难题,也是外婆为她指点迷津。
21岁时,她和一个男人结了婚,但婚后很快发现,男人并不适合她,婚姻令她感到痛苦。她万分纠结,不知道该不该离婚。
外婆见她哭得伤心,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,得知缘由后,外婆恨铁不成钢:你竟然为了区区一个离婚留这么些眼泪!
接着告诉她,离婚不是什么大事,早在55年前还不流行离婚的时候,她就已经离过了,只是因为知道自己一个人过会比和前夫在一起更幸福,就这么简单。

在外婆的鼓励下,玛姬才勇敢地走出了不幸福的婚姻,远赴法国后,成为了知名漫画家、导演,活出了自由和精彩。
与同时期甚至现在的伊朗女孩相比,玛姬是不幸的,但也是幸运的。
她躲开了战乱,没有被禁锢于婚姻中,并且有机会发展自我、显露个性。她的漫画和电影,不仅寄托着她的乡愁,也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真实、立体的伊朗。
伊朗的现状,再次印证了那句话: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,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。和伊朗一样同为文明古国,有着相似“来时路”的我们,走出如今这样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,实属不易。
从前听到有人许愿“世界和平”,我们会一笑置之,现在才越来越知道,世界和平,真的是个实际而奢侈的愿望。
希望战火早日平息,希望善良的人们不再受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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